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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根据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经验，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市文明基本上固定在城市里，农村远离城市文明；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城市文明普及率呈加速增长趋势；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可能达到70％左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接近或达到100％。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工业为农业农村提供发展资金，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了，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因此我们仍然必须强调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推进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相辅相成、协同共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是长期并存的任务。 在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要求统一城乡规划，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加强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一样共享现代文明，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的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宽裕；通过统筹城乡两个文明建设和空间布局一体化，促进农村的村容整洁和乡风文明；通过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管理民主、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这样，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可以在城乡一体化的形式上，逐步建立起以工补农、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难点在农村，但不能由此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是以农村为中心的建设，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事实上，建设新农村，既不可能是农村地区自身的建设，也不可能每一个乡村独立进行，它只能通过城乡一体化来实现，特别是通过县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来实现。首先，在县级区域，城市与农村的结合最为紧密，除了少数与中心城市结为一体的郊区县，大部分县和县级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这类县的行政区域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县城作为县级区域唯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对整个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在大部分地区，“以城促乡”主要体现为以县城促乡村。其次，县域经济是一种中观经济。由于县域经济活动不只局限于某种行业或某类产品，而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多部门结构、多层次隶属关系和多级生产力水平构成的地域性生产综合体，所以县域经济是经济和社会功能比较齐全，综合各产业各部门乃至社会单位于一身的国民经济小系统、小网络。“以工带农”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要素的互补，首先应着眼于县域。第三，大多数基础设施都具有区域性特点，一般说来，道路、供水、垃圾无害化处理等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县级区域内构成一个体系，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农村基础教育)的供给体系也是以县为单位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体系上继续生长，因而大多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提供也必定是基于县域的。正因为如此，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增强县级管理能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在前两篇文章中，我讨论了浙江省长兴县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其经验和问题，既有个性特征，更有值得挖掘的共性因素。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其一，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政府作为主要的推动者，同时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其二，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相当大的资金缺口。解决的办法在于:在资金供给角度，一方面是加快工业发展、通过发展获取资金，另一方面是通过市场机制、尽可能地引入民间资本；从需求的角度，则是分清建设过程重点的轻重缓急，切忌“铺摊子”、“摊大饼”。而处理好点和面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意见，通过各种民主协商机制汇集农民和城镇居民的需求，将资金投向于他们最迫切需要的领域。